多年来，一系列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通过生动的镜头语言，重现了那段充满激荡的历史，并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画面。

在纪念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了部分影视作品的主创人员以及红色影视研究专家，共同回顾那些在影视作品中被定格的建党时刻，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探讨这些作品为何能够长久地触动观众的心弦。

火种孕育于觉醒前夜

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大众普遍认为建党时刻集中在1921年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以及嘉兴南湖红船上的会议。然而，在我看来，展现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核心任务，在于清晰阐释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产生、为何出发的。过去许多影视剧往往只聚焦于中共一大，跳过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建党这六年间思想逐步酝酿、层层递进的过程。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建党是相互关联、步步推进的。只有完整呈现这段探索历程，观众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这也是我在创作《觉醒年代》时着力弥补的叙事空白。

如今，《觉醒年代》播出后，有五组画面深深烙印在观众的集体记忆中：第一组是“南陈北李”在海河边相约，宣誓成立共产党，这是全剧立意之核心，直面近代中国破碎山河的时代拷问。第二组是李大钊与胡适就“主义与问题”展开的辩论，完整再现了当时关键思想的交锋，至今仍是许多思政课的宝贵教学素材。第三组描绘了北大校园里新旧学派的百家争鸣，辜鸿铭温和地阐述中国人的内在品格，鲁迅则挥笔写下《狂人日记》，真实再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救国道路上的思想碰撞。第四组是陈独秀、李大钊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他们无惧抓捕、挺身入狱，充分展现了革命先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第五组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与他们最终走向刑场时画面的交叉剪辑——一边是怀揣理想、远赴海外探求真理的阳光少年，一边是身戴镣铐、踏着血迹，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烈士。这一双线对照的经典场面，引发了全网大量的二次创作，并在每年的清明节、建党纪念日等重要时刻被年轻人广泛转发。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回望，我希望观众能透过影像深刻理解“初心”二字的重大意义。一百多年前，陈独秀、李大钊本可安享优渥的生活，却选择扎根底层，投身革命，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普通民众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从2014年萌生创作《觉醒年代》的想法到2020年完成拍摄，历时近六年，剧本累计修改九次，创作团队始终秉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态度，力求还原真实的时代与人物。曾有年轻观众留言说：“《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当代青年就是续集。”这句话令我深受触动。我由衷希望今天的青年观众能够铭记那些为国捐躯、舍身求索的革命先驱，并以先辈纯粹的理想与不屈的坚守为指引，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黑暗中点燃第一束火光

王仁君（《1921》《问苍茫》《浴血荣光》等作品中毛泽东的饰演者）

迄今为止，我有幸五次在影视作品中扮演青年毛泽东，时间跨度从建党前夕直至遵义会议。演绎这个角色，意味着要剥离伟人的光环，还原一位青年在艰难岁月中的成长历程；在表演上，也从最初的“苦苦探寻”逐渐走向“融于血肉”。

在拍摄《1921》时，我着重刻画他急切寻求救国道路的形象，塑造出一位善于思考、目光锐利、充满书卷气的青年。到了《问苍茫》，我则更深入地展现他扎根乡土的日常生活。为了演好犁地这场戏，我提前向老农请教，让双手沾满泥土，留下劳作的痕迹。而在《浴血荣光》中，青年毛泽东开始直面党内分歧，在争论中锤炼出更加坚韧的团结。他曾与朱德因军事路线发生激烈争执，彻夜难眠。次日清晨，毛泽东细心地叠好朱德送的狗皮褥子，并附上连夜拟定的整顿计划送还，没有多余的话语，却蕴含着超越分歧的信任。我逐渐领悟到，真正的领导者不仅要在敌人面前坚毅，也要懂得在与同志争论后依然能并肩作战，在分歧中维系情义。革命的道路既需要激情与锋芒，更需要同行者之间的清醒与包容。

演绎青年毛泽东，最困难的戏份并非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那些充满静默与留白的瞬间。《问苍茫》中有一场戏，他长时间伏案写作，随后抬眼望向窗外，眼中闪过迷茫与孤独。那一刻，他只是一个在漫漫长夜中摸索前路的青年。如何捕捉历史洪流中个体所经历的困惑与探索，是表演中最难把握的尺度。

我认为，青年毛泽东身上有两种特质尤为值得关注。第一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当许多人还在激烈辩论救国方案时，他已奔赴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在煤灰与汗水中探寻出路。第二是宏大的理想与细腻的情感之间鲜明的反差。他既是写下“汽笛一声肠已断”的深情丈夫，也是一位心怀愧疚的父亲——在行军途中，他曾向战友坦言，不要轻易对孩子许下无法兑现的中秋团圆诺言。革命理想与温情情感的交织，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格外生动感人。

我希望通过表演传递信仰的力量和坚守的勇气。一百多年前，许多投身建党伟业的年轻人，本可以拥有优渥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却毅然放弃一切，在前途未卜之际，依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在黑暗中顽强燃烧的信念。毛泽东如同长夜里率先举灯之人，他说：哪怕只剩一粒未冷的星火，也值得坚持。我希望观众能够明白，一切伟大，都源于那些敢于在黑暗中划亮第一根火柴的普通人。

回望我所饰演的青年毛泽东，我渴望观众记住的，不仅是他改变历史的伟业，更是他扎根人民、终身求索的品格。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视人民为师长，始终坚信，中国未来的走向，答案就蕴藏在中国大地之上。我相信，这样的青年毛泽东，至今仍能给予年轻人无穷的力量。

陈延年就义前的那一回眸

张晚意（《觉醒年代》中陈延年的饰演者）

如果今天只能重温《觉醒年代》中的一个场景，我一定会选择陈延年英勇就义前的那个镜头。那是他在剧中的最后一个画面——脸上、身上布满酷刑留下的血痕，但他始终带着微笑，眼神坚定从容，闪烁着信仰与理想的光芒。

拍摄这场戏时正值湿冷的寒冬，我光脚站在混着血水的碎石上，身上压着二十多斤重的镣铐。那份真实的寒冷与疼痛，让我仿佛能触摸到烈士当年所承受的苦难。这场戏浓缩了陈延年的一生：从少年时期与父亲的隔阂，到四处求索救国道路、远赴海外寻找真理，再到坚定信仰、从容赴死。短短几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一个回眸、一抹微笑、一行字幕，让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集播出后的这些年，最让我感动的是，许多观众在线下认出我时，喊出的不是“张晚意”，而是“陈延年”——这是对演员塑造角色的最高肯定。还有源源不断的观众反馈和持续多年的自发缅怀，都让我感受到陈延年已经走进了许多人的心中。全国各地的年轻自发前往安徽合肥延乔路、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献花，许多人在写给烈士的信中写道：“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愿。”网络二次创作、校园课堂分享、高考作文中，都出现了陈延年的身影。更令我动容的是，不少青少年和大学生告诉我，在看完陈延年的故事后，他们主动研读党史、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将他视为榜样来树立理想。这说明，这个角色真正完成了精神的传递。

如果今天再向观众介绍陈延年，我最想强调的，是他极致的自律和坚定的信仰。十几岁时，他就给自己立下了“六不”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比较和探索中，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一旦认准了真理，便至死不渝地坚守，直至献出生命。他很早就立下了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志向，并在29岁时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倔强、善良，胸怀抱负，拥有那个时代先进青年普遍具备的家国情怀，充满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他，他不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青年观众的“同龄人”，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镜头定格了陈延年刑场回眸的瞬间，也定格了青年共产党员坚守信仰的形象。我相信，陈延年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将继续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悬念与细节中呈现一大

余曦（《1921》编剧）

观众对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历史走向已然熟悉，要持续吸引观众并带来新的触动，关键在于“过程”，因为通往终点的道路充满了偶然、犹豫、危险和抉择。编剧的工作就是将教科书上简短的记载，还原为特定时代特定人物在特定时刻的真实处境。在创作《1921》时，我们运用了谍战、悬疑等叙事手法，让观众带着“他们如何完成建党”的探索心态观看。

建党这段历史通常包含重大事件、思想演变、人物命运三个可影视化的维度。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切入点，我认为是人物命运的选择。电影最擅长的是让观众与人物建立情感联系，只要人物的困境、抉择和付出的代价足够真实，观众就能跟随角色理解时代思潮和历史全貌。

一百多年前的建党先驱大多正值青年。1921年，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与当今的年轻人有着天然的“年龄共振”的感染力。影片中设计了毛泽东在上海法租界奔跑的场景：他看到法国国庆日的烟花与狂欢，目睹了“别人的国家”的样子，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也感到不甘。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同时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悬念、节奏、人物成长等类型片手法能够提升作品的观赏性，但必须尊重历史的底色。类型化手法仅是表达工具，不能用于扭曲或篡改历史。例如，可以运用谍战、悬疑元素来放大在租界开会的紧张感，但不能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虚构特务枪战的场面。

细节是历史叙事的血肉，缺乏生活化细节，宏大的主题就像一座只有钢筋没有砖瓦的建筑。《1921》中有一场天台夜戏：李达与王会悟闲谈时，李达划了一根火柴，发现是日本制造，他感慨道：“偌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的火种。”这个细节源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连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真实历史，同时也暗喻了“星星之火”的革命意象，通过微观场景承载了时代的重量。

要想将历史上的“建党时刻”转化为观众长期铭记的影视场景，需要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嘉兴南湖的一艘船里，众人压低声音交谈，外面有人望风，随时准备假装打麻将以规避风险——具象化的场景才能传递秘密会议的紧张氛围。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黄金分割点在于情感的真实。事件、时间、人物不能修改，但人物的情感、对话和细微反应，是编剧可以发挥想象力去充实的。做好史料考据，了解历史的边界，再在边界之内进行创作，才能让建党故事持续打动一代代观众。

以鲜活画面还原真实历史现场

詹庆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研究专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几十年来，建党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断推陈出新，不同镜头下的建党时刻，承载着不同的叙事思路和审美表达，串联起大众对党史的影像记忆。

梳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的变化。《开天辟地》具有较强的文献性，以一种中规中矩的方式影像化地重现了党史相关材料，其中也保留了一些一手史料转化的细节，例如周恩来化名“伍豪”源于抽签抽中的“5号”。到了《建党伟业》，叙事时间线向前拓展，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讲述，尝试构建更复杂的历史情境，展现更多历史人物，并从中提炼建党的历史必然性。而《1921》《觉醒年代》等作品，创作者发挥了更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史料中发掘新素材，寻找历史叙事的新可能性，并且有意识地引入悬疑等类型化元素，提升观赏性。更重要的是，主创人员立足于当代的思想和审美，构建了更复杂的历史现场，塑造了更生动的历史人物，并且充分运用最新的影视艺术技巧，创造性地拓展了艺术构想和呈现方式。例如，《1921》中毛泽东在上海外滩的奔跑，《觉醒年代》中大量诗意写意的段落，都使作品焕然一新。

相较于理论性强、专业门槛高的党史文字著作，影视作品拥有不可替代的大众传播价值。影视作品包含故事、人物、情境、冲突，更具观赏性和感染力。近年来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观众爱国主义情感和家国情怀的普遍高涨；另一方面，优质建党题材作品又进一步强化了时代情绪，以及社会心理与影视作品的共鸣，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要打造具有强烈现场感的建党镜头，创作者需要从海量史料中挖掘内容，不能仅依赖二手资料，必须深入挖掘原始档案等一手素材，再结合合理的艺术想象融入人物塑造和戏剧构建。例如，《1921》中毛泽东与李达在上海相聚时，将建党比作“新公司开张”，这句表述就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一封信。

今天，如果只推荐一段最具现场感、完成度最高的建党影视场景，我会选择《觉醒年代》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那段。这是该剧全剧的核心收束、戏剧高潮和价值顶点，完整回应了整部剧的时代之问：民众觉醒之后，该如何救国？答案便是建立全新的政党。镜头中，两人下车看到天地晦暗、遍地流民，悲恸落泪，立下建党誓言。这段戏兼具写实与写意，台词、摄影、配乐、剪辑浑然一体。这段在海河边立誓的戏份，将整部剧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影视作品中经典的建党时刻缩影。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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