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大词典》（共五卷，约1200万字，收录15.7万余词条）的问世，标志着对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一次系统呈现，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辞书的诞生，凝聚了三代辞书工作者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

二十余载的坚持

词典编纂是一项耗时漫长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有编纂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设想，但因条件限制，该项目曾三次搁浅。直至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手此项工作，才得以持续推进二十余年。江蓝生表示，是前辈学者吕叔湘和丁声树的嘱托，以及她作为后辈的责任感，促使她承担起这项任务。时任《大现汉》副主编的韩敬体，曾参与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深知这项工作的意义。

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是几代辞书学者的共同愿望。新中国成立前，已有《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编纂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但多为中小型，未能完全满足需求。与国际上同期推出的《日本国语大辞典》（1980年代）和《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1989年）相比，国内在大型辞书方面存在差距。因此，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江蓝生等当代辞书学者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历经艰辛。2005年底，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组建了近30人的编写组，其中许多成员是新手，需要边学边做。尽管项目几经调整，人员也时有变动，但“坚持下去，绝不能再夭折”成为团队的共识。他们广泛研读文献，利用语料库搜集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推进编写，并积极向社会征集意见，召开专家审稿会。二十余年间，团队成员经历了从壮年到两鬓斑白，从青涩学生成长为研究骨干，词典也日益完善。

在《大现汉》的首发会上，江蓝生强调，要打造与中华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的辞书产品，帮助公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韩敬体则表示，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梦想与期望的结晶。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认为，《大现汉》的出版不仅是对前辈学术思想的传承，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体现。

“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大现汉》在学术研讨会上获得了“内容丰富”、“严谨规范”的高度评价。同时，普通读者也反馈该词典“生动”、“有趣”、“新鲜”、“好读”。江蓝生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编纂一部既能查阅，又能“阅读”的词典。

该词典收录了如“智识”（知识）、“除幕”（揭幕）等百年之前的文字用法，也涵盖了“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鲜活的口语词汇，甚至包括因误用而流传开来的词语，如“回怼”的“怼”。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活力的词语，使《大现汉》超越了工具书的范畴，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作品。

《大现汉》的编纂理念大胆突破了传统范式，秉持“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这意味着，词典在关注词语当前意义和用法的同时，也追溯其演变历史；在提供准确释义的同时，补充语用规则和文化内涵，以适应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为了支撑这部大型词典的编写，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各类辞书，利用语料库遴选有价值的词语。他们还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和散文，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作品中搜集旧词语。编写组成员范文杰分享了工作中“随时随地关注新词、新义”的经历，体现了团队对词汇的“收录狂热”。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态度，使得他们在浩瀚的语海中筛选出了许多前人未曾收录的宝贵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王宁评价，《大现汉》全面展现了现代汉语的真实面貌，并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折射出百余年的社会变迁。他认为，这部词典不仅提供词语的查检，更有助于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学术传承

江蓝生回顾，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一职，是因为不了解其难度，而坚持完成则源于责任感与使命感。她因长期伏案工作，颈椎和腰椎严重受损，经历了三次大手术，但即便在住院期间，她仍心系词典编纂工作。她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能够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实现了学者的价值。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编写组成员王楠指出，许多年轻一代通过《大现汉》的编纂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并已在《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的修订中发挥主力作用。编写组成员苏颖认为，前辈学者的榜样力量、责任感、热爱以及团队的相互扶持，是完成《大现汉》编纂的关键。她提到，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乐于传帮带，对年轻人的问题总是耐心指导。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与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力支持，该项目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范文杰表示，社科院和语言所出台的各项支持政策，如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专注于词典编纂。

学术积累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楠回忆，刚到社科院语言所时，每年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至今所里仍保存着近百万张手写卡片。这种随时关注新词、新义的习惯得以保留。

王楠动情地表示，人生的美好在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她认为，参与编纂《新华字典》（发行量约7亿册）和《大现汉》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辞书，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也是一部值得一生为之骄傲的作品。